知青，一段特殊時期留在歷史上的烙印似乎已隨時間變得模糊，然而，其中有一部分人的生活卻依然無法擺脫掉那份沉重。俗稱“知青精神病院”的北大荒知青安養(yǎng)中心建于2008年底，至今收治著近百名來自全國各地的知青及知青子女。隨著安養(yǎng)中心的成立與運作，知青精神病患者及其子女的安置照顧也再一次引起關注。《�蛲麞|方周刊》記者王曉在黑龍江佳木斯對北大荒知青安養(yǎng)中心進行了采訪報道。

2010年元旦前后的佳木斯市，氣溫降至零下30多度，隆冬的陽光疲軟地照在厚厚的積雪上。位于郊區(qū)的北大荒知青安養(yǎng)中心，56歲的哈爾濱知青姜盈國面帶微笑地在活動室里走來走去。“我21，他22。”姜盈國指指旁邊的北京知青陳平原，“我年輕。”陳平原張著嘴，嗓子眼里發(fā)出“吭吭”的笑聲，口水順著嘴角不住往下流。姜盈國的記憶定格在他的21歲。1975年的某一天，黑龍江友誼農(nóng)場拖拉機手姜盈國上夜班。突然，拖拉機發(fā)出的轟鳴聲戛然而止。“我壓死人了!”姜盈國閃過一個念頭，倉皇逃離。次日，一起下鄉(xiāng)的知青特意跑到地里去看，“哪來的什么人，明明是稻草。”但姜盈國堅持認為自己成了肇事者。此后，他整天念叨著警察要來抓他，接連數(shù)月不洗漱、不理發(fā)。幾年后，其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2009年4月，轉至北大荒知青安養(yǎng)中心。這是一所俗稱的“知青精神病院”，建成于2008年底，目前集中收治了94名來自北京、天津、上海、哈爾濱等地的知青及知青子女。一段瘋狂、熱烈的青春爛漫之后，他們以一種相對安靜的方式留守在這片散發(fā)著麥香的黑土地上。“劉少奇萬歲”一張橫幅讓趙印寶的命運在上世紀60年代發(fā)生了裂變。他記不得自己為什么寫下“劉少奇萬歲”。那個時期，人們“被接受”的五個字，本該是“打倒劉少奇”。“就那么寫了。”趙印寶掛著慣常的笑容，左手托腮，腦袋上揚，一副“混不吝”的勁兒。如今，這個63歲的北京知青只記得自己家住豐臺，高興了，會說出一句俄語;表揚他兩句，會再說上兩句英語。留守在寶泉嶺農(nóng)場十隊的北京知青任友善，當年和趙印寶住在同一間宿舍。在他的印象中，趙印寶平時沒什么劣跡，也不大講話。唯一一次“犯渾”就是寫下了那張“天殺的橫幅”。“在那個年代，這哪兒成啊。”留守北大荒數(shù)十年，任友善說起話來還是京味兒十足。橫幅貼出來兩三個小時，趙印寶被抓走了，之后戴上了“現(xiàn)行反革命”的帽子，還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由于是工人出身，又沒查出更多劣跡，不久，趙印寶被放了出來。回到農(nóng)場后，他的日子照樣不好過。任友善說，當時所有臟活累活都少不了趙印寶。一到批斗，他就理所當然地成了“活靶子”。“你注意到趙印寶的門牙了嗎?那就是批斗時打掉的。”讓任友善感到難以接受的是，“打手”往往由一起下鄉(xiāng)的知青扮演。受了刺激的趙印寶逐漸反常起來。任友善記得，某個陽歷年前后，他們坐著斗車到100多里地外去砍樹。正值北大荒最冷的時候，風在耳邊呼啦呼啦地刮著，臉刺得生疼。為了擋風，知青們一個個都是后背朝前蜷縮著，只有趙印寶，居然敞著棉衣，面朝前方。

1973年，趙印寶由姐姐趙桂蘭接回北京。在他的病歷上，寫有“自言自語、自笑、胡言亂語”等癥狀———“他說自己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和毛主席一起制定解放臺灣計劃，說包產(chǎn)到戶是他制定的，還說自己是周總理的兒子。”北京安定醫(yī)院對趙印寶的診斷結果為“精神分裂癥”。2004年，由于不堪重負，趙桂蘭將趙印寶送回黑龍江農(nóng)墾，納入農(nóng)墾醫(yī)保，住進了農(nóng)墾總局精神病防治院。北大荒知青安養(yǎng)中心建好后，又挪到了這里。上海知青薛魯波則是因為1972年在浩良化肥廠因入黨問題未能如愿，進而逐漸失眠、疑心大，總以為有人要害他。1973年，被家人接回上海后，診斷為精神分裂癥。“我父母都被人害死了，那個人，神通廣大，法力無邊。”在安養(yǎng)中心，薛魯波的眼睛瞪得很大，幾根長壽眉跟著亂顫。“這些知青的患病因素很多，有在政治上受到刺激的，有因為返城回不去的，也有不少因為感情問題。”北大荒知青安養(yǎng)中心精神科主任吳斌對患者的情況了如指掌。明明有收割機，但偏讓你拿鐮刀去割因感情問題受了刺激的北京知青張慧穎認為，自己到北大荒，以及現(xiàn)在在安養(yǎng)中心，都是為了“吃毛主席的飯”。她甚至堅信曾經(jīng)一起來的北京知青們都住在這里，不曾返城。那是一個熱火朝天的年代。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題為《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的文章，其中印著毛主席語錄：“一切可以到農(nóng)村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里去。農(nóng)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自此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的高潮。2000萬名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年輕人們興沖沖地奔赴黑土地、大草原、黃土坡、橡膠林。其中，54萬人來到了白雪覆蓋下的北大荒。早在1947年，北大荒的建設就已然開始。最先進駐開墾的是10萬名復轉軍人。從1959年開始，又有一大批支邊青年，響應支援邊疆的號召，屯墾戍邊。這算是北大荒的第二代開墾者。“其實當時之所以號召支邊青年進駐北大荒，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要給之前來的軍人們解決婚姻問題。”幾十年后，黑龍江農(nóng)墾總局有工作人員作出這樣的解釋。北京知青任友善、趙印寶等人下鄉(xiāng)是在1964年，算是較早的一批，但也歸入了知青“上山下鄉(xiāng)”的行列。“一方面是響應國家號召，另一方面，就是為了到這兒來吃飽飯。”任友善記得很清楚的，是當年城市里的“低標準”———每人一天9兩糧食，“吃不飽啊，再加上城里找不到工作。來這兒當農(nóng)民好歹是個工作，總比餓著強，就這么來了。”“吃是吃飽了，但那個歷程簡直不堪回首。”任友善記得，最先要適應的就是氣候，“冬天凍腳啊，腫得老高。后來學會了，得買大鞋，往里面墊草、墊玉米葉。”還有一些苦是人為制造的，“比如收麥子，明明有收割機，但偏讓你拿鐮刀去割，社會主義小鐮刀嘛。”張慧穎至今念念不忘“割麥子”、“種大豆”，“等我出去了還能割，我就是干活的命。”斷線的風箏“經(jīng)歷了‘上山下鄉(xiāng)’，沒有吃不了的苦。有這個心路歷程，以后什么都吃得消了。”和大多數(shù)知青一樣，任友善有著“劫后輝煌”的感慨。真正讓他難過的，是始于1976年前后的知青大規(guī)模返城。由于已經(jīng)在當?shù)匕布遥�任友善只得留在寶泉嶺農(nóng)場，“眼看著農(nóng)場空了，宿舍空了，心里也空落落的。但那時確實沒辦法，我身體不好，如果不在這兒成家，我根本活不下來。”據(jù)《饒河農(nóng)場志》記載：“1979年知青大返城時，有3000多知青離場，造成了生產(chǎn)人員嚴重不足，不少生產(chǎn)隊拖拉機沒人開。”黑龍江農(nóng)墾精神病防治院辦公室主任宋斌透露，最終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有兩萬余人。“我們這里的二三十個患者，和家人完全失去了聯(lián)系。”安養(yǎng)中心精神科主任吳斌介紹，他們得的這個病，很多人家即便知道了，也不見得愿意來找，“父母在的估計會找，父母不在的，兄弟姐妹之間的感情要相對淡漠些。”北京知青鮑麗麗就是一只“斷了線的風箏”。剛從857農(nóng)場送到安養(yǎng)中心時，鮑麗麗只有48斤。貧血、低蛋白，嚴重的類風濕更是使得她的手腳都變了形。吳斌介紹說，鮑麗麗發(fā)病據(jù)說是因為談戀愛，最初治療過一段時間。后來農(nóng)場找了個人照顧她，給她吃的穿的。近些年，農(nóng)場條件好些了，就把她送進了敬老院。在敬老院里，鮑麗麗摔成了骨折。骨瘦如柴的鮑麗麗已經(jīng)無法說話，偶爾，她會睜大著眼睛，從嗓子里發(fā)出含糊的聲音。只能通過聲調，判斷她說的是什么。而今，她會發(fā)的幾個音節(jié)，除了“吃西瓜”、“吃香蕉”外，還有“海淀”和“回北京”。吳秀菊甚至記不清自己的家在北京還是上海。“上海宣武區(qū)。”她抬抬眼皮。過一會兒再問，又會說：“一半北京一半上海。”李啟是在北大荒紅星農(nóng)場十八隊下鄉(xiāng)的北京知青。說是知青，但根據(jù)其斷斷續(xù)續(xù)的描述，他其實是被一個想要返城的知青騙來的，“他插隊10年，想回城，說這兒好，可以過來種地，就把我換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