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想死”不足以導致自殺

　　美國人埃麗卡•埃爾南德茲在18歲時兩度試圖自殺。她吞下“家里的每一粒藥丸”，后來又企圖酗酒致死。幸好救援及時。現已31歲的她最終在教會及一個親子心理治療小組找到了平靜。

　　每年全世界有幾百萬人試圖自殺，其中近100萬人自殺成功。現在經濟危機又為這一現象推波助瀾。在美國，自殺是排名第11位的死亡原因；在15至24歲的美國青少年的死亡原因中，自殺排名第三。而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等機構開展的有關調查顯示，在中國，自殺已成為15至34歲青壯年的首要死因。

　　研究人員發(fā)現，光有死的想法并不足以導致自殺，人們還需要執(zhí)行自殺計劃的決心。這個決心取決于多種因素，例如無所畏懼、能忍受疼痛、沖動行事等。

　　“沒有人會單單因為一件事就自殺。”美國物質濫用與心理健康服務局自殺預防部首席公共健康顧問理查德•麥基翁說，“大部分失業(yè)者、流離失所的人都沒有自殺。”但如果他們感到非常羞愧和無助，并有了結束生命的決心，也許就會發(fā)現自己處于危險的自殺風暴之中。

　　“悲傷信號”也會遺傳

　　自殺研究者一直傾向于研究那些使人想一死了之的社會因素和精神疾病，例如抑郁癥。但現在，他們又發(fā)掘了一些新的線索：家族史。在2002年一項針對4262名丹麥自殺者進行的研究中，丹麥奧胡斯大學全國登記式研究中心副教授秦萍（音譯）和同事認為，有自殺家族史的人自殺風險會提高2．5倍。被稱為20世紀最著名的女詩人、美國普利策文學獎獲得者西爾維亞•普拉斯（她在寓所里打開煤氣閥門自殺）的兒子尼古拉斯•休斯去年向世人證實，他遺傳了母親的傾向——他自縊身亡。

　　美國精神病學家布拉德利•彼得森去年利用磁共振掃描技術，對比了66名有重度抑郁家族史的人，以及65名沒有此類家族史的人的大腦結構。結果顯示，有家族史的人，大腦右半球皮層平均薄了28％。重度抑郁患者的后代中有超過一半的人大腦中出現了這種變化。

　　右半球的腦皮層越薄，人們遭遇的認知問題就越多，例如記憶變差。這會導致個體不能正常地加工、處理社會刺激，人際關系出現障礙，以及抑郁。

　　人際障礙往往會導致自殺。2009年8月，48歲的美國人喬治•索迪尼在健身俱樂部殺死3人后自殺（編者注：詳見本報2009年8月11日“新聞故事”版）。他在個人網頁上抱怨多年來一直遭受女性拒絕，已經19年沒有性生活了。“女人就是不喜歡我。”他寫道。

　　“致命經歷”帶來自殺勇氣

　　2000年，美國佛羅里達州的約翰•布萊克韋爾德因為戀童癖被囚禁，他想自殺，但因為太害怕而放棄。最后，他勒死了同獄一名已定罪的殺人犯，試圖以此獲得死刑。2004年5月26日，佛羅里達州通過注射將其處死。

　　一個人如果太膽小而做不到故意傷害自己，他（她）真正嘗試自殺的可能性就不大。是什么原因使人敢于嘗試自殺呢？其中一個答案是經驗。美國心理學家托馬斯•喬伊納認為：“使人習慣疼痛、受傷或者死亡的經驗，使他們越來越無所畏懼。”這類經驗包括靜脈藥物注射、自我傷害以及不成功的自殺嘗試。

　　2008年，法國巴黎圣安妮醫(yī)療中心的研究人員對自殘與自殺之間的關聯進行了研究。研究涉及自殺、自殘（包括刀割、挫傷、燒燙、撕咬等）以及邊緣性人格障礙（BPD，表現為情緒、人際關系以及行為的不穩(wěn)定）。研究人員稱，一半以上的BPD患者會故意自殘，5％至10％的人死于自殺，這一比例比普通人群高400倍。原因可能是自殘者不斷增長的攻擊性，以及對自己行為致命性的低估。

　　美國心理學家雪莉•延認為，自殘者往往并不想自殺，而是想讓自己感覺好些——身體上的疼痛可能緩解了精神上的痛苦，甚至蓋過心理上的疼痛。但他們偶爾走向極端——對自己的傷害越來越嚴重，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受傷的感覺。有時這種行為就會以死亡的悲劇收場。

　　男性“死亡決心”更堅定

　　厭食癥患者的自殺風險較高，或許因為他們更能忍受饑餓引起的痛苦。喬伊納說，他們“可能適應了痛苦的體驗，因此能采用非常致命的方式自殺。”

　　對疼痛更強的忍受能力，或許可以部分解釋為什么男性更可能自殺成功。在1997年到2005年間發(fā)生在美國密歇根州韋恩郡的807起槍械自殺案中，朝頭部開槍的女性人數是男性的一半。對疼痛和毀容的擔心，以及較弱的死亡決心，使女性較少使用如此致命的武器自殺。

　　男性往往比女性更沖動，這也加劇了自殺問題。“沖動讓人覺得自己經常處于痛苦或富于挑釁的情境中，”喬伊納說，“這反過來使他適應痛苦和恐懼。一旦有了死亡欲望，他就不會害怕自殺。”

　　物質濫用是情緒失控的一個主要原因。酒精很容易使人失控，過度飲酒的人自殺風險很高。研究顯示，在尋求治療的酗酒者中，有40％的患者自稱曾試圖自殺，這一數字比一般人群高6至10倍。

　　與“自殺因素”斗爭

　　死亡動機和執(zhí)行死亡計劃的勇氣，是自殺行為的兩個必要因素。如何與之斗爭？針對第一個因素，美國政府想從青少年入手。去年，美國物質濫用與精神健康服務局發(fā)起了“兒童健康中未滿足需求的聯合行動”項目，旨在促進8歲以下兒童的生理、心理、社會和行為健康。

　　大腦右半球皮層變薄是識別抑郁癥的一種方法。彼得森說，這樣的人遭遇抑郁的可能性有80％，因此這些人或許應該接受預防性的藥物治療或心理治療。

　　有些方法沒有改變人們的生存欲望，但也防止了自殺行為。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研究者威廉•普賴德莫爾等人發(fā)現，自從斯洛文尼亞限制酒精銷售的時間和地點，并規(guī)定飲酒者的最小年齡為18歲，這一地區(qū)的自殺率顯著下降。

　　使自殺難以實施，如嚴格限制槍支、家用天然氣、汽車尾氣中的有毒氣體等，也能減少自殺。1998年，英國規(guī)定普通商店中銷售的對乙酰氨基酚（有解熱鎮(zhèn)痛作用，用于神經痛、癌痛及手術后止痛等）每包最多含16片，此后，由于過量服用非處方藥物而中毒身亡的情況減少了。

　　設置物理障礙也可降低自殺率。如果在大橋下設置防護網，人們就不能跳橋自殺。著名醫(yī)學雜志《柳葉刀》去年4月發(fā)表的一篇綜述顯示，英國供應的燃氣從有毒的煤氣改為無毒的北海天然氣后，英國自殺率顯著下降（20世紀60年代初，煤氣是英國最常用的自殺手段）。

　　埃爾南德茲不愿女兒出現任何自殺征兆。她和1歲的女兒每周都參加親子心理治療小組，還參加紐約蒙特菲爾兒童醫(yī)院的健康項目，該項目致力于從生命早期開始預防高危家庭成員的精神障礙。項目負責人拉希爾•布里格斯說：“甚至有兩天大的嬰兒來參加我們的項目，我們要做的就是預防、預防、再預防。”